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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們城市治理，能有更多適應經濟市場化、人口流動化的政策和制度設計，其核心更多聚焦在滿足人的需要、圍繞人的發(fā)展，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城市管理的疏漏 近日，上海、北京、廣州三大城市不約而同集中整治城市“頑疾”——上海夜查群租房，北京暗訪“黑摩的”，廣州投入百億整治“城中村”。 三地整治行動背后，都有突發(fā)事件起因。上海，相繼發(fā)生的高樓火災和居民樓坍塌，奪去4條鮮活的生命，其背后皆有群租之患;北京，“黑摩的”擠占公交車道，逆行添堵，逃避檢查，拖行交警;廣州，今年以來多人命喪“城中村”火災，且5年來“城中村”火災4000多起，約占全市火災數量六成。 城市拆遷之惑、群租房之亂、城中村之痛，就這樣以生命為代價，被沉重地掀開在公眾面前。社會轉型期城市面臨的種種治理困境，特別是特大型城市積累疊加的城市頑癥，讓人刺痛、揪心。 30多年的改革開放，使中國的城市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爆發(fā)性發(fā)展時代。城市經濟高速增長，城市規(guī)模急速擴張，大量就業(yè)機會吸引了數量龐大的外來務工群體。當我們驚訝于當年的城郊如今成為高樓林立的、繁華的內城，感慨今天的高速公路、地鐵快軌改變了城市的時空概念，亦不得不面對由此而帶來的諸多新問題——道路要拓寬、舊城要改造，不免要有拆遷矛盾;人口急劇增長，房價、房租居高不下，自然出現(xiàn)群租現(xiàn)象;公交雖在發(fā)展，城市延伸更快，“黑車”現(xiàn)象便四處蔓延…… 每隔一段時間，很多城市都會開展集中整治，會收一時之效，剜去了一些局部病灶，在城市治理方面，也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經驗。但是，我們城市治理進步的速度，有時趕不上問題堆疊的速度;我們習慣的傳統(tǒng)的突擊整治方法，不能應對今天涌現(xiàn)的諸多挑戰(zhàn)。在城市現(xiàn)代化進程中伴生的問題，還必須用改革探索的勇氣、擔當與智慧，用現(xiàn)代國家治理方式來解決。 上海居民樓倒塌事故發(fā)生后，有關部門迅速對房屋開展檢測、排查搶險，對一些危險點采取加固措施。亡羊補牢固然可貴，但更應思考：如果我們城市治理，能有更多適應經濟市場化、人口流動化的政策和制度設計，其核心更多聚焦在滿足人的需要、圍繞人的發(fā)展，是否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城市管理的疏漏，倒塌事故或許也能避免? “整頓”易，“治理”難。人的需求千差萬別，不同利益群體有著不同、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訴求。我們沒有什么現(xiàn)成的模式可以復制。中國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規(guī)模、密度與外來人口的超高比例，都堪稱世界之最，放在世界哪一個國家，都會是巨大的治理難題，足以讓任何一個市長大汗淋漓、如履薄冰。 但是，社會治理仍然有章可循。我們探索的現(xiàn)代治理模式，其核心只有一個“人”，試圖適應經濟市場化、人口流動化的政策和制度設計，也都是圍繞“人”展開，即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，平衡人群的不同利益，服務民眾的發(fā)展渴望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加強和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時，強調關鍵在體制創(chuàng)新，核心是人，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，社會才會安定有序。“核心是人”的深層含義，是“把社會管理寓于為群眾服務之中”，最大程度地滿足民眾和社會需求，最大程度地讓民眾和社會組織參與到城市治理中來。 回看一些大城市在基層治理上的種種成功實踐，無論是鄉(xiāng)村自治破解違章建筑拆遷難，還是社會組織協(xié)同共治、解決社區(qū)環(huán)境難題，包括依靠外來人口自治凈化人文環(huán)境，無不是立足于服務為先、互信為核。如此，才能有效調動社會各方力量，解決社會治理中的難點、熱點問題。 |
40004-20005
